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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23: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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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朓北楼：在安徽省宣城县阳陵山顶。谢朓是南齐诗人，此楼是他任宣城太守时所建。（2）江城：指宣城。（3）两水：指宛溪、句溪。宛溪上下有凤凰、济川两桥。明镜：指拱桥桥洞和它在水中的倒影合成的圆形，像明亮的镜子一样。（4）彩虹：指水中的桥影。（5）人烟：炊烟。（6）谢公：谢朓。

谢朓北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唐时改名叠嶂楼，是宣城的登览胜地。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陵阳山冈峦盘屈，三峰挺秀；句溪和宛溪的溪水，萦回映带着整个城郊，真是“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这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度来到宣城。

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岚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净！凭高俯瞰，这“江城”简直是在画图中似的。开头两句，诗人把他登览时所见景色概括地写了出来，总摄全篇，一下子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去了。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指的就是这种表现手法。

中间四句是具体的描写。这四句诗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从上面的一个“望”字生发出来的。从结构的关系来说，上两句写“江城如画”，下两句写“山晚晴空”；四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又是有层次的。“两水”指句溪和宛溪。宛溪源出峄山，在宣城的东北与句溪相会，绕城合流，所以说“夹”。因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清，它平静地流着，波面上泛出晶莹的光。用“明镜”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双桥”指横跨溪水的上、下两桥。上桥叫做凤凰桥，在城的东南泰和门外；下桥叫做济川桥，在城东阳德门外，都是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建筑。这两条长长的大桥架在溪上，倒影水中，从高楼上远远望去，缥青的溪水，鲜红的夕阳，在明灭照射之中，桥影幻映出无限奇异的璀灿色彩。这哪里是桥呢？简直是天上两道彩虹，而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镜”之中去了。读了这两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诗人另一名作《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者同样是用比拟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同样用一个“落”字把地下和天上联系起来；然而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一个是以银河比拟瀑布的飞流，一个是用彩虹写夕阳明灭的波光中双桥的倒影；一个着重在描绘其奔腾直下的气势，一个着重在显示其瑰丽变幻的色彩，两者所给予人们的美感也不一样，而诗人想象的丰富奇妙，笔致的活泼空灵，则同样使人惊叹。

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静寂的，山冈一带的丛林里冒出人家一缕缕的炊烟，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渐老的时候了。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完全沉浸在他的视野里，他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而他的描写又是毫不粘滞的。他站得高，望得远，抓住了一刹那间的感受，用极端凝炼的形象语言，在随意点染中勾勒出一个深秋的轮廓，深深地透漏出季节和环境的气氛。他不仅写出秋景，而且写出了秋意。如果我们细心领会一下，就会发现他在高度概括之中，用笔是丝丝入扣的。

这结尾两句，从表面看来很简单，只不过和开头二句一呼一应，点明登览的地点是在“北楼上”；这北楼是谢朓所建的，从登临到怀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顺便说一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这里值得注意是“谁念”两个字。“怀谢公”的“怀”，是李白自指，“谁念”的“念”，是指别人。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临风怀谢公”的心情没有谁能够理解。这就不是一般的怀古了。

李白在长安为权贵所排挤、弃官而去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之中，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客中的抑郁和感伤，特别当摇落秋风的时节，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旧游之地，现在他又重来这里。一到宣城，他就会怀念到谢朓，这不仅因为谢朓在宣城遗留下象叠嶂楼这样的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朓对宣城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朓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朓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世隔，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这种渺茫的心情，反映了他政治上苦闷彷徨的孤独之感；正因为政治上受到压抑，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得寄情山水，尚友古人；他当时复杂的情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辞·西曲歌》旧题。现存南朝梁简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题，内容大都比较靡艳，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两句换韵。李白此篇，不但内容从旧题的歌咏转为讽刺宫廷*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时间，筑成横亘五里的姑苏台（旧址在今苏州市西南姑苏山上），上建宫，与宠妃西施在宫中为长夜之饮。诗的开头两句，不去具体描绘吴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靡，而是以洗炼而富于含蕴的笔法，勾画出日落乌栖时分姑苏台上吴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的剪影。“乌栖时”，照应题面，又点明时间。诗人将吴宫设置在昏林暮鸦的背景中，无形中使“乌栖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宫的幽暗气氛，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而这种环境气氛，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纵情享乐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暗含乐极悲生的意蕴。这层象外之意，贯串全篇，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对吴宫歌舞，只虚提一笔，着重写宴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轻歌曼舞，朱颜微酡，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却忽然意外地发现，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暮色就要降临了。“未”字“欲”字，紧相呼应，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而落日衔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乌栖时”一样，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使得“欢未毕”而时已暮的描写，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续写吴宫荒*之夜。宫体诗的作者往往热中于展览豪华颓靡的生活，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银箭金壶”，指宫中计时的铜壶滴漏。铜壶漏水越来越多，银箭的刻度也随之越来越上升，暗示着漫长的秋夜渐次消逝，而这一夜间吴王、西施寻欢作乐的情景便统统隐入幕后。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越过长空，此刻已经逐渐黯淡，坠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这里在景物描写中夹入“起看”二字，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有人的活动，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隐藏着*秽丑恶，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昼则望长绳系日，夜则盼月驻中天，因此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正是末代统治者所特具的颓废心理。“秋月坠江波”的悲凉寂寥意象，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栖景象相应，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在回环往复中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锋并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乌栖曲》旧题偶句收结的格式，变偶为奇，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东方渐高奈乐何！”“高”是“皜”的假借字。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寻欢作乐难道还能再继续下去吗？这孤零零的一句，既象是恨长夜之短的吴王所发出的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叹喟，又象是诗人对沉溺不醒的吴王敲响的警钟。诗就在这冷冷的一问中陡然收煞，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有显著的特点，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写出吴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达旦的过程。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并不作具体描绘渲染，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换，来暗示吴宫荒*的昼夜相继，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并通过寒林栖鸦、落日衔山、秋月坠江等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隐寓荒*纵欲者的悲剧结局。通篇纯用客观叙写，不下一句贬辞，而讽刺的笔锋却尖锐、冷峻，深深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唐宋诗醇》评此诗说：“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这是颇能抓住本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一般都写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这首《乌栖曲》却偏于收敛含蓄，深婉隐微，成为他七古中的别调。前人或以为它是借吴宫荒*来托讽唐玄宗的沉湎声色，迷恋杨妃，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荒*废政，和夫差先发愤图强，振吴败越，后沉湎声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处。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看来贺知章的“泣鬼神”之评，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李白与杜甫的交谊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一页。现存的李白诗歌中，公认的直接为杜甫而写的只有两首，一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另一首就是这首诗。

沙丘城，位于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之地。这首诗可能是天宝四载（745）秋，李白在鲁郡送别杜甫、南游江东之前，回到沙丘寓所写。从天宝三载春夏之交，到天宝四载秋，两人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分别，但相处的日子还是不少的。现在，诗人送别了杜甫，从那种充满着友情与欢乐的生活中，独自一人回到沙丘，自然倍感孤寂，倍觉友谊的可贵。此诗就是抒发了这种情境之下的无法排遣的“思君”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我”──“我”的生活，“我”的周围环境，以及“我”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读来大有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觉，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主旨之后，再回过头去细味前六句，便又觉得无一句不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不能不直抒其情。可以说前六句之烟云，都成了后二句之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情事以浓郁的诗味。

诗劈头就说：“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自己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不来沙丘“高卧”又会怎样呢？联系诗题（“寄杜甫”），联系来沙丘之前和杜甫相处的那些日子，答案就不言而喻了。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一二句偏于主观情绪的抒发，三四句则转向客观景物的描绘。“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象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人愁思难解。怎么办呢？“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不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不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自己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不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不息、相思不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不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采。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律体盛行的时候，对于古诗的写作也不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非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示惋惜。末句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情中有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作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寰宇记》：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港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时水退，复依然如故。

功盖三分国①，名成八阵图②，江流石不转③。遗恨失吞吴④。

（江流石不转，此阵图之垂名千载者。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应。《东坡志林》：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朱注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刘建曰：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虢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

①《蒯通传》：“功盖天下者不赏。”《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②乐毅书：“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旧注“阵势八：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③《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④《后汉·王常传》：“无遗恨。”《蜀志》：郤正《释讥》：“吞嚼八区。”吴见思论云：末句作“遗恨在吞吴”，文意自明，旧作“失吞吴”，似费解。附考：《东坡志林》：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常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蕝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

《成都图经》：武侯八阵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镇者，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阵法也。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国，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郦道元已言倾褫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基，魁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鱼复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依却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财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看老之说云：为江石兵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复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于八阵，形圆于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势，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夏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不转也。

王昱曰：阵势八：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全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写于成都，时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春，诗人客蜀已是第五个年头。上年正月，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平定；十月便有吐蕃陷长安、立傀儡、改年号，代宗奔陕州事；随后郭子仪复京师，乘舆反正；年底吐蕃又破松、维、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继而再陷剑南、西山诸州。诗中“西山寇盗”即指吐蕃；“万方多难”也以吐蕃入侵为最烈，同时，也指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廷内外交困、灾患重重的日益衰败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