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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体现的社会文化观念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是近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更要从实证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本文以服装为例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这是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内容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结构。精英文化的伦理价值观以无可匹敌的强劲的势态渗进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是中华文明区别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离不开这三位一体文化结构的解体，也离不开从生活方式上观照，服装是突出的一例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强化与民族意识危机

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衣冠服饰上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国又与礼制相结合，并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遗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僭礼逾制处以重罚，这是华夏族的传统。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套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华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满人的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坚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杀戮，这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最令汉人反感的是按满族的习俗在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条大辫子。有的士大夫为了保持汉民族的气节，宁可剃了光头当和尚；有的在头部画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国衣冠；有的取名守发、首发，用隐讳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慨。汉人的强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从女不从，生从不从，阳从阴不从，所谓“十不从”的对策，这才使剃发易服的民怨得到缓和，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

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这标帜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这补子是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缕分细析到极至。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对明朝服制的变更，对华夏族的衣冠形成冲击，却从未动摇华夏族的衣冠之治，因为在华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不仅仅是生活的消费品，也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这是物质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会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实际上是衣冠之别，有关种种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细部，维持森严的阶级统治。所以清王朝服饰变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形制也是为了压抑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清人的统治。正是因为如此，清王朝继承、强化了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并掺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的服饰制度。这也意味着当清王朝统治走向衰微，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饰方面再起风波。

到清末，王朝统治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满汉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融汇，习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饰已经为汉人所认同，并形成新的服饰传统，但是潜藏在清初服饰变更中的民族意识并末消亡。当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冲突激化时期，当初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留下的民族创伤又重新复萌，成为汉人联合反对清王朝的契机。太平军揭竿而起，就以“蓄发易服”号召汉人反清，这对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创。

二、太平军“蓄发易服”的旋风与不变的衣冠之治

太平军起自贫苦农民，起义之初不论是头领还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黄布条为记，穿着简陋，自无服制之别。占领武昌后，势力日益壮大，舆马服饰即有分别，进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国的统治宝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专设“典衣衙”，从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长短，一律按官职的级别定出标准，以显示等级的差异。各级将领都穿红袍马褂，包头布的色彩和用料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官高一级，拖长一寸。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限定:“民间居常所戴之帽，皆用乌布纂帽。其富厚殷实之人，则缎绉纱，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别样颜色，致与有官爵者相混。”(2) 同时对秀士、俊士、杰士、达士、国士、武士、榜眼、探花、状元的衣帽袍靴式样也作了与其身份相应的规定。对士兵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的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

剃头蓄发和翎顶冠戴是满清统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军首先从这里开刀，严厉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发留须、妇女放足。在《奉天讨胡檄》的文告中宣称: “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令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令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人忘其根本也。”(3) 认为清朝官员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处一概加以撕毁。每占领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发，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4) 为了不让帽子遮盖已经剃了发的，裹上太平军的红头巾，还下令不准戴毡帽。

清朝服饰在中国已流行二百多年，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已成为汉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东西，尤其是不准戴毡帽，激起人们的反感，有的因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众，甚至被杀。尽管蓄发易服，有种种过激的举动，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发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情太平军的呤利对苏州地区的观察说: “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军和自由的标记。”这点在曾国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见太平军的服饰在南方也曾风行一时，由于这是与太平军政权相联系的服饰样式，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一服饰也随之消亡，以长发为特征的太平军却成为因此得了“长毛”的称号。

太平军掀起的一股“蓄发易服”的风潮，是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有的举动，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义中服饰上也有所标记，但从没有在社会上推行服饰变革，所以这是太平军的创举，但它变更的仅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级之别，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礼制，用衣冠区分君民士庶，维护层层隶属的统治，在实质上依然是传统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军的服饰变革有种族色彩并无风俗改良的意义，与近代化无缘。

三、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服饰近代化的启动，始于以服饰变革作为风俗改良的活动，并以衣冠之治的解体作为重要的标志，这在维新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痛感到民智不开是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欲伸民权，必广民智，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和裹足所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尚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陋习，波及千家万户，比前者对社会的震撼面更为宽泛，其意义也更为深切。

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鞋、弓鞋，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强体、实用的观念看待人们的衣冠鞋履，势必要推动服饰的变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变衣冠中以放足启动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制，顺治二年和康熙三年两度禁止裹足，但终敌不过传统习惯，旋禁旋弛，连清人妇女也被汉化，穿上瘦金莲方。这种情况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支持，最终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成为社会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容易受

到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员还带头发奖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与剪辫子相比，

但是断发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强制汉人剃发留辫，又岂能在清廷的子孙中断送这一祖制，然而正是断发易服又成为点燃人民大众反清斗争的火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为召唤的，明亡以后剃发留辫这一辱没汉人的亡国之痛，重又在清末中升级。“毁我衣冠真正恨，扫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6) 被视为大清国民标志的发辫，更成为诅咒的对象，“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州之形状。”(7)一时“猪奴”、“半边和尚”、“辫发左衽之丑类”几乎成为排满、仇满的口头禅。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通令全国剪辫还强调:“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这种种断发易服的言论，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不是反清复明的简单回归。有识之士超越种族成见，从变易国民心理的角度，宣传剪辫的利害说: “夫辫发为物，即不必计其本非汉族制度，及被外人所诮辱，即以利用问题论，试执十人而质之曰，吾人具此辫发，于起居动作便乎? 吾可决其以当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 虽然更改这沿袭三百年的习俗，会遇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这便民实用的价值，最终又导使满汉居民不分族别地抛弃旧习，选择了剪辫易服的行为。

以剪辫易服为契机，批判封建主义的檄文，嘻笑怒骂，令人叫绝。衣冠之治集中体现在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补子，绣上飞禽走兽，以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命义，有的文章反其义而用之，说清国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外侮，但能杀同类，遂致国事愈坏，民心渐离。这正是官方制度所为。谓予不信，可观各人的服饰: 文官的补服，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等，此等鸟者，或示幽逸，或作声而唳，或容止闲暇，或供市儿之玩弄，这明明是纵容偷闲溺职，愚弄人民；武官的补服都是狮子、豹、虎、熊、彪之类，面目狰恶，设这些官治民，实以禽兽对人民也。(10) 有的对朝服从头到脚逐一嘲弄说，红顶，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无限冤魂，若将此物置于头上，胜于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隶圈，悬于项间，其人即永有奴隶性；马蹄袖，表示效犬马之劳，以向主人乞怜；马靴专为护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终日跪拜奔走。(11) 这种亦庄亦谐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由于它以老百姓习见常闻的官员服装做靶子，传播革命思想，更易为大众接受，使人们在断发易服的行动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断发易服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的青年就自发地割掉辫子，脱下清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12) 成为流行歌谣。广东省宣布独立之时，老老少少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日有20余万人，中山县纷纷成立剪辫会，一直深入到农村小城镇，剪辫子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述说: “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有的报纸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住所的诸多变化，以服装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一时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兕兴，女兕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13) 穿着打扮焕然一新。

剪辫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是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即使起自下层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蓄发易服”，从衣冠上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别，与清政府并无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主义规章的礼制也随之瓦解。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缔。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丧礼在臂上围黑纱。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不分尊卑贵贱，所以虽是官员的制服，但对生活权利的平等却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宫廷的遗老遗少无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则，有记载说: “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14) 真正结束衣冠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他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 擞诰?茫?秤诠壅啊！?15)这就使得人人须叟不可离身的服装，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治彻底解体，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思想来制作和选择服装，使着装与现代文明接轨，这是中国服装史的重大变革。

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 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 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 个人当中，就有1 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 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

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

剪辫子发生在什么事件

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不少仁人志士、青年学生率先奋起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令，几年里全国男子绝大部分都剪掉了辫子

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mop.com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mop.com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mop.com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早在1895年，、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mop.com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mop.com制度的天津，mop.com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这是清中央mop.com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X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

中国近代大城市中，男士在正式场合首选的服装是什么

既然是近代，正式服装应该是长袍。中山装是先生同其他日本留学生创作的一种服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能作为正式服装。中国的第一件西装诞生于1903年，大概流行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史了。马褂的设计专为骑马而用，以后成为便装，也不能成为答案。

温州服装近几年发展的情况

温州的男装企业正走向两极分化，或成为生产企业，或成为营销企业。未来的温州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精品男装的加工基地，这个定位是在对男装市场的分析、男装特点分析以及对自己的优劣势分析基础上定出来的。

温州男装企业的竞争是当前企业营销活动最深层、最高级的竞争形式，是企业的实质与核心，也是男装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温州男装企业首先要放弃那种先生产后销售的传统营销观念，切切实实地建立起以顾客为导向的现代营销观念，并把这个观念贯彻和渗透到企业的各个方面，积极做好各项营销服务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既定的营销目标；最终，企业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温州男装企业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以设备好、加工成本低等优势，在国内迅速崛起。但是如今，与全国各地的服装企业相比，这些优势已经不再存在。论生产成本，中西部地区的成本更低。过去温州服装企业还不惜血本请形象代言人(报喜鸟先后有任达华、任贤齐，庄吉有周华健等)，在央视投广告“砸出”知名度占领市场。而现在国外的品牌进来，知名度本来就高，二线品牌价格和温州男装相近，温州男装原先的价格优势也不明显了。

在过去的一年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温州有不少服装企业悄然倒闭，服装业增长速度从年增长30%以上减少到去年的16.6%。当然，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年增长仍达30%，不少知名男装企业定牌加工已达产量的七成以上。

行业投资增速过快，竞争进一步加剧。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调查和研究，缺乏有效的引导，社会服装生产规模的扩张大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短视性。一些新增生产能力都集中在利润率相对较高的常规产品，如西服、衬衫等产品上。男装生产渐成格局，知名品牌求“系列化”、“层次化”趋势明显，在扩大规模效益、经销策略和营销方式上大动脑筋，但鲜有企业花大力气在深入市场调研、提高产品创新能力、提高企业人员素质、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研究服装板型设计以及相关基础研究等方面下真功夫。因此才会出现一方面服装供量过剩、价格猛跌，另一方面消费者仍有买不到称心如意服装的局面。

服装原料价格居高不下。一是生产方面，原材料价格上涨，自2001年四季度以来，国内棉花价格持续上涨21.8%，棉纱、棉布价格分别上涨15.5%和10.8%。据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2007年7月的月报表：直到2010年，世界棉花产量仍将持续减产，棉花价格上扬已成定局；生产经营成本增加，随着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产品升级换代、管理费用增加，服装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最近几年一直以10%的速度递增，企业利润增幅锐减。

设计模仿与自主创新并举。温州男装的设计能力比较弱，纺织品面料缺少新品种，缺乏领导时尚和潮流的能力，市场竞争过分依赖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国内高档服装的设计、板型和面料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和模仿国外的技术。

精细营销造就销售新动力。前些年，服装进入市场，不少企业简单用广告宣传，依靠模仿和跟进的能力很快获得了成功。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服装业竞争的形态，消费市场的提升对服装产品个性化的要求提高，产品生命周期极短，因而激发了企业主动创新的意识，大部分企业加强了自主创新的力度。

企业投资和经营方式多元化。行业自主增长因素增加，近几年来温州服装企业普遍感到服装生意越来越难做，“难”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减利因素增加，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市场对于品牌所代表的产品差异化的要求不断提高，企业感到茫然；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需要持续的创新能力；生产加工机制向品牌经营机制转变，短期内难见效益；国内缺少原创品牌发展的氛围……因此，业内一批实力较强的服装企业，纷纷采取投资和经营多元化战略。这些企业依靠服装产品品牌扩张，服装品牌借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延伸到其他品牌。目前，温州服装行业的投资主体是以民营为主，新一轮国际服装制造业转移，大量外资企业在与中国服装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行业内企业已完全成为独立自主的竞争主体。

重视硬件，轻视软件；注重外功，忽视内功。对于许多服装企业来说，投入大量资金对企业和产品形象进行策划和宣传，引进先进服装生产设备和电脑系统，都已不成问题，但声势浩大的外表后面到底有多少货真价实的内容，如先进设备的利用率有多高、投入产出是否合理、企业的发展后劲如何等，企业家心里难有一本明白帐，这直接影响到每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少服装企业已经不同程度地引进和开发了信息管理系统，但根据我们调查，这些系统在服装企业的实际应用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近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的服装企业CAD/CAM的应用普及率以及企业Internet的上网率已达到80%以上，而温州男装企业由于领导者对高新技术的应用缺乏主动性，对用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改变落后的管理现状、推动企业进步缺乏自觉性；企业内部缺乏掌握服装与计算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缺乏实际操作与维护的能力；对服装企业开发应用信息技术，各方面的认识、扶持和投资力度不够；行业管理组织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推广力度不够……

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创建知识型企业成为企业家的共识。温州男装企业应始终把发展的基点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复合型人才缺乏。温州男装企业复合型人才缺乏。缺乏能够进行品牌运作的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复合型的营销、管理人才，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外贸人才，特别缺乏的是能够把握市场的设计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和完善及一批有着较高学历背景，独到、卓越战略眼光的新人加入，男装行业的竞争方式也在时时发生变化和不断升级，企业领导普遍感到了压力。企业迫切需要创业人、经理人、技术人和财富人于一体的复合型经济人才，需要掌握WTO的规则和市场发展规律。因此，行业内的大企业多方采取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法，学习和借鉴国际服装企业高精尖的管理方法、先进技术、操作技能等，培养造就知识型的员工队伍。

温州的男装企业正走向两极分化，或成为生产企业(温州男装已经从原来的自产自销为主，向精品男装贴牌加工为主。像丹顶鹤、乔顿、华土等有影响力的品牌已经明确定位专做贴牌加工)，或成为营销企业(研发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的欠缺是目前男装面临的难题。只有研发能力相对较强的，像法派、庄吉、报喜鸟、夏梦等，还是会在营销上花大力气，设法不断提高品牌的附加值，成为营销型企业)。未来的温州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精品男装的加工基地。温州男装的定位是精品男装的加工基地，这个定位是在对男装市场的分析、男装特点分析以及对自己的优劣势分析基础上定出来的。

鉴于更多的本地男装企业可能自身品牌越来越弱化，变成专门承接加工的生产型企业，以温州男装业在国内的知名度，成为国际精品男装加工基地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企业不专注于主业，致力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自身品牌，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很可能被市场淘汰。即便是要成为加工基地，也要关注周边国家的服装制造业，比如韩国、越南，不少欧美的高级男装订单由他们承接而非中国，因为他们制作精良，而且加工成本并不比中国高。应该看到，一是国内男装品牌面临国际化竞争的压力，二是国外一些二线、三线品牌进入国内，生产本土化，贴上它们的品牌在市场上卖，这种牌子对我们压力很大。市场容量没有了，增长空间不大了，自己的网络满了，单店销售的增长很难了。那么增长点在哪里？是值得每一个男装企业***深思熟虑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男装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几乎是同质化男装，因此，如何在众多的男装品牌中脱颖而出，服务就成为温州男装企业制胜的有力武器。服务是温州男装整体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开展服务营销，则为创造顾客满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从温州男装企业实际情况来看，近些年来的价格大战、广告大战(包括请形象代言人等)、渠道大战等均未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反而导致“内伤”。只有实施服务营销策略才能获得竞争能力，才能真正赢得顾客满意。

温州男装企业如法派、庄吉、报喜鸟、夏蒙等坚持走国内高档精品男装的发展路线，在国内率先实施男装的专卖连锁特许加盟的销售模式。目前都拥有形象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统一、管理统一的男装专卖店，建立了各自运作规范、网络健全的男装专卖零售体系。

温州男装企业的领头羊——法派集团的服务营销策略，一方面体现在对品牌的服务;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消费者和对经销商或加盟商的服务。对品牌的服务主要表现在品牌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对加盟商的服务主要表现在提供优惠的加盟政策，使他们有钱可赚。

品牌如同市场，是按照其客观规律运作的。任何一个产品，若想建立一个品牌，必须考虑四个因素：产品、价格、渠道、促销。而在产品这个环节上，最先考虑的应是定位。温州男装品牌的前期定位不仅包括服装风格的定位，还包括强势目标消费群的定位。

行业基本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国男性人口数量为65355万人，占总人口的51.63%，比女性的比例略高，由此可见，中国的男装消费者构成了一个容量不容忽视的市场。同时，中国的服装生产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据统计，全国现有服装生产企业50多万家，年产服装100多亿件，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大型的服装企业，如雅戈尔、杉杉、法派等则基本上以生产经营男装为主，广东、温州等加工基地的男装，生产能力也极具潜能，两者共同构筑了中国男装的极大产能。

行业现状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浙江宁波、温州为主的男装品牌，不断扩大自己的产量，并在市场的运作中根据各自的特点及能力，发展出了各自的开发方式，无论代理论也好，直控论也好，无非是在这个有限的男装市场分得更多的利润及份额。在这个行业内，“技术”已经不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开发新的卖点才是突出重围的重中之重。

随着“知识精英族群”日益成为都市社会的主流人群，大量生活化正装、休闲化正装、时尚化正装、商务休闲装的出现，跳脱了传统正装或休闲装的领域。据悉，正装休闲化已经成为今年国际男装市场的一大流行趋势，“新正装”概念正是在这一潮流趋势下应运而生，其定位于正在不断扩大的“知识精英族群”的社会主流人群，着力营造出一种品位和休闲、人本与自然的双重追求时尚。

国内男装品牌的演变

海派男装星光黯淡

提起中国男装，就不能不说中国的两个地方：上海和浙江。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曾经是中国第一套西装的诞生地。1903年，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诞生，是“红帮裁缝”王睿谟为知名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制作的，自1903年的第一套西装诞生日起，海派师父、“红帮裁缝”名满天下，上海也成了中国男装发展最为前沿的阵地。

可以说，无论是西装还是衬衫，上海都有诸多名牌曾经令上海人引以自豪，例如：培罗蒙、培蒙、开开等老牌子。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海派男装也在国内男装市场独领风骚。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年间，海派男装由于体制的原因难以抵挡来自江浙一带男装的崛起，开始逐步星光黯淡。

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著名品牌纷纷登陆上海，致使曾经引领中国风骚的老品牌和意欲引领新风骚的新兴品牌均纷纷落马。例如：有着70多年历史的培罗蒙，曾经号称中国最好做工的西装品牌，由于体制等综合的原因，至使品牌形象老化，品牌传播不力。与之类似的“培蒙”，也难以担起西装品牌的大旗。曾经在1999-2000年意图崛起的海螺服饰，也没能真正在中国男装领域掀起风暴。以衬衫工艺著名的开开衬衫，几乎沦为地摊货，无论价格还是款式都已经没有任何强势的竞争力。

浙江男装雄霸“江湖”

如今，提起中国男装，就不能不提江浙一带的诸多民营企业。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为海派男装做代加工起家的企业，如今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男装的主力位置。

在过去10多年中，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性的知名品牌。雅戈尔、杉杉、罗蒙、法派、庄吉、步森等已成为中国服装界最为响亮的名牌，还有一大批二线品牌，如洛兹、太平鸟等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浙江，两个地方的中国男装企业最为集中，一是宁波，二是温州。与宁波的企业不同，温州男装企业的崛起有着更加明确的品牌特点。

温州的男装企业由于缺乏“红帮裁缝”的渊源，更加倾向于“新西装”文化。进入90年代以来，“新西装”前所未有的冲击了原有的“红帮裁缝”概念。从温州的企业特征看，他们没办法借助“红帮裁缝”的底子，因此只好另辟蹊径。

法派：洋派最足的男装

中国法派集团始创于1997年9月，以意大利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为桥头堡，分别投资组建了上海法派服饰有限公司、深圳法派服饰有限公司、香港法派服饰有限公司、法派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法派服饰设计研究所，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中国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商标，拥有20多个子公司、30多个销售分公司和500多家专卖店，集团公司服装产业年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

法派集团现辖六大品牌：法派、法派e时代、圣利?亚兰、FRANCEPAL、suitexpress、CaféCostume。主力品牌定位为具有创新和领导市场的高级成衣品牌，目标顾客群锁定为白领、骨干、精英阶层；法派e时代为高品质的职业装品牌；圣利?亚兰是塑造商人品格、商业尊严的绅士品牌；FRANCEPAL——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法国经典品牌，法派集团是其全球运营总代理；suitexpress是法派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快速量体修正品牌，其超前的运作模式充分彰显现代时尚魅力；CaféCostume为来自欧洲的高端量体定制品牌，并成为法派走向国际顶端市场的重要标志。

法派坚持“融汇东西文化，共创世纪经典”的宗旨，在意大利著名设计师路易吉?维里奥的指导下，成功开发了法派世纪风系列、休闲正装系列、无衬半里系列、非粘合衬系列、生态环保系列和春夏季用凉爽系列西服，以及大衣、羊毛织物、衬衫、T恤、领带、皮件、饰品等男士系列精品。其中新型法派春夏季用凉爽西服，成为中国首个服装专利产品；无衬半里西服属省科技鉴定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生态环保西服被列为“星火计划”项目。同时法派还推出了用料、工艺、制作、质量与法派品牌完全一致的专用职业装品牌法派e时代，引导了职业装的市场潮流。

企业先后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GB/T2 8001国际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并成为全国第一家取得“双绿色”认证和“三合一”体系认证的服装企业。法派集团连续五年蝉联全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七年跻身全国服装行业“双百强”。具备了年产100万套高档西服和2000万件大衣、茄克、羊毛衫、衬衫、T恤、皮草、皮鞋、皮具等男士系列精品服饰的生产能力。

被誉为“中国的乔治?阿玛尼”的法派集团，在中国乃至国际服装行业声名远播，法派品牌是中国最具时尚的男装品牌、中国男装趋势主导品牌，囊括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质量优秀金奖”、“设计金奖”和“制作工艺金奖”、“中国男装最佳设计奖”。先后被授予“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等称号。

近年来，法派集团将发展目标瞄准国际化、产业化和多元化，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4年，集团公司参股组建中瑞财团，扩大产业投资范围，实现了产业经营与资本运作的成功对接；2007年，法派集团以产业报国的情怀，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在四川简阳市投资25亿元建设“中国西部服装产业园”；2008年，法派集团与合作伙伴一起在新疆共同投资20亿元开发PVC化工产品项目。

以担当社会责任为己任的法派集团，先后为我国的慈善赈灾等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达5600多万元。2006年3月，法派向团中央捐资1000万元，设立“青少年人才开发(法派)基金”；2007年4月，法派向保护母亲河行动慷慨捐赠，设立1000万元中国青少年绿色家园(法派)建设基金；2008年，法派向“5.12”汶川地震灾区捐款捐物达1120多万元。

从外在的品牌形象看，法派无疑是品牌形象表现最好的男装之一。法派的品牌文化，从诞生起就完全体现着洋味。法派的品牌故事，诞生于世界顶级男装的发源地意大利和法国。无论从品牌渊源还是品牌故事和工艺设计，法派完全走的是意大利的风格。

让我们看看法派的品牌释义：融汇了国际性的产品才有未来的吸引力。中文名：“法派”，法，意为效法，吸收、融汇国际众长之意。派，意为自成体系，塑造自己的产品个性、品牌个性之意。

法派精神：永远拼第一；法派方针：人如品牌，品牌如人；法派目标：缔造世界名牌服饰帝国。

从上述的品牌释义看，法派在强调一种中西融合的文化，然而，这种融合在传播中则明显以“西”为主。

法派品牌文化的打造从生产、设计工艺上，企业均进行了支撑。例如：成立了意大利佛罗伦萨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佛罗伦萨法派服饰研究设计中心、法派服饰设计研究所，真正从企业的源头进行了证言式的铺垫。法派从一开始就着力打造一个高定位的品牌，其品牌之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产生一定的效应。以目前法派的价格定位来看，其产品的品牌溢价能力真正符合消费者的心理定位。

法派：从“巨星情缘”到“总统情结”

2007年是法派品牌进驻中国市场的十周年，十年来，法派人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使法派得到了稳步快速发展。从当年聘请香港明星梁家辉、张柏芝为品牌形象代言人，到后来力邀克林顿加入的“壮举”，无不显现法派人不拘一格的创新思维。

法派品牌历经十多年的集力聚合，现已形成鲜明的风格定位、积淀深厚的品牌内涵。2007年初，法派斥巨资邀请韩国影星张东健为品牌形象代言人，张东健阳刚、帅气、性感的个人风采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完全符合法派个性、洋气、性感的品牌特征，“大气天成，法派人生”书写了法派新的视觉形象。法派携手张东健，主要目的在于诠释法派品牌文化，共同演绎亚洲时尚的“天桥风云”。

2001年法派集团力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形象代言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全世界数千家媒体竞相报道；尽管没有成功，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成功的创意。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等先后与法派结下了不了的“总统情结”。

从“巨星情缘”到“总统情结”，法派集团在追求时尚、品位的市场定位上做足了文章，并通过一系列活动，有效地提升了法派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